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对非洲国家进行了一个调查，非洲国家除了南非和埃及以外都很落后，他们工业品办公用品都靠进口，而且进口没有限制，只要交关税就允许进口。第二，这些国家对华夏人非常尊重，由于过去我们的援助，华夏的形象在非洲非常好。还有一个物价差价的问题。我们非洲马达加斯加有企业，在喀麦隆有企业。比如华夏瓷砖在国内卖二三十块钱，在喀麦隆二三百块钱一吨。五毫米厚的玻璃，在京城十七块钱一平方米，在喀麦隆在非洲能卖一百五十块一平方米。卷纸在京城也就是八毛钱一卷，在喀麦隆能卖三四块钱。我跟一个水泥厂说，年产十万吨的水泥，把熟料拉过去，水泥是先开采石灰石，煅烧，变成熟料，然后磨一磨，才变成水泥，我们把石磨拉过去，建立一个厂子需要一千万元，年产十万吨，如果是三十美金一吨，一年是三百万美金，而我们的厂子是用一千万人人民币建起来的，多高的回报率？
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前年12月份，就决定以非洲作为一个开发点，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。企业如果到非洲去，在那儿生产原料，把企业的设备拉过去，国家给贷款，而且有退税，把钱给你，五年之内不用还本，还息，让你扩大资本金。
我想，华夏最后一块机遇是非洲。非洲一些国家的工业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领导都接见过我，他们说欢迎你们来。其实我国也是欢迎大家出去的。在国内的产品卖不动，为什么不出去？如果大家愿意去，我给大家搞签证，办公司，注册企业，这些事情我帮大家办。去年5月15号，中央号召要组织一批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，通过合作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，去年10月18曰号又说要利用两个市场，两种资源管理。我们要改变思想，拿出汉武帝、秦始皇、郑和的勇气来。当然，出去后，我希望大家素质高一些。
我们要明白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，华夏的钢铁工业、水泥工业、玻璃工业、瓷砖工业、自行车工业、纺织工业、服装行业绝对是产量第一，质量也过得了关。而且，我们正好干这些发达国家已经不干的活。因为这些行业浪费能源，污染环境，人家国外的自来水管是不锈钢的，我们是铸铁的。非洲人使不起不锈钢，只能是铸铁管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竞争对手是谁？
这次我到中原省去，中原省两个省长，一个秘书长，省经贸委，外事办出面，组织企业派出去。我希望大家利用政斧管经济的优势，组织集团军来进军非洲。非洲56个国家，八亿人口，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，绝对是一个大市场。
我第一个选择了喀麦隆，为什么选择喀麦隆，第一他读力以后，一直没有战争，政局很稳定，第二，喀麦隆是法郎区的成员，48年是法国的托管地，组成了法郎区，他的法郎和法国法郎是横比兑换关系，比如都是1：100，是100个喀麦隆法郎换一个法郎，什么时候都是，没有兑换率的问题，喀麦隆的银行还是法国人控制的。
第三个问题，不管怎么说，欧共体、曰本、美国有钱，还要赚他们的钱。我们有洛美协定，凡是签订了协定的，就可以免税进入欧共体。我们可以把非洲作为跳板跳到欧共体。比如欧盟对华夏的家电征收40％的关税，如果把闲置的设备放到非洲去，可以直接打进欧共体。而且，有一千多种产品是可以通过欧共体进入美国。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条件呢？
华夏民族需要抢市场抢资源。人均占有资源量是世界倒数第三位，空气污染很厉害，水短缺，必须把华夏人打出去，把资本打出去，这就是我们的出路。”
他的话说完，有很多干部，尤其是地方上的干部就开始思索起来，出口型企业，自然是大家都愿意扶植的，而且这位外经贸的干部还几乎打包票说其他事情他来办，只要企业愿意去就行，这个倒的确值得考虑。
萧宸也这么想了，不过想归想，他却感觉这位干部对本职工作太在乎了，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好是好，却跟加入WTO没什么直接的或者说必然的关系。
那位胡弼老师笑着点点头：“听了韩同学的讲话之后，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应该尊重华夏人民的求生欲望，尊重华夏企业家的意见和观点。人民的求生欲望是什么？那就是海外开拓的冒险精神。我想起华夏一百多年前大量华夏移民到美国旧金山、南非、澳大利亚开拓的历史，只是后来受到美国排华法的限制，华夏的劳工潮才不得不收缩。但在那个时代，华夏的确涌出去了非常多的劳工，这说明华夏人民是能够自发向海外出击的，求生和开拓欲望是非常强烈的。但为什么我们近代落后了，就是因为满清政斧的盲目自大，闭关自守，导致华夏在近代史的一场大开发中失去了大好机会，地球剩余的资源和空间大都被西方人占去了，导致华夏今天资源如此可怜和稀少，生存空间如此局促。今天华夏人应该转变思路了，华夏人不要盲目攀比发达国家，其实能有非洲国家那样的资源条件就很好了。譬如南非，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仅有5000万人口，人均空间有多大！因此，韩同学认为非洲是最后的新边疆是非常正确的。”
萧宸身边不远处一位国家科委的副主任笑着道：“那我也说两句吧。过去讲概念或大理论我也经常讲，现在是研究具体问题，或者是更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，把我国科学技术成果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变成市场上的东西，提高竞争力。过去列强瓜分华夏领土，现在是发达国家占领华夏的市场。我去过两次曰本，美国去过两次，美国的波音公司，朗讯公司，贝尔实验室，海军实验室，硅谷都去看过。方才听了几位发言，感到大家下海游泳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，而我还在海边看。过去我们在科大有过接触，因为科大早期两位领导我都认识，我本身也是一个学物理的。他的思维比较活泼，今天讲得很好。我总觉得，世界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，华夏要在下个世纪和大国地位相匹配就得把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搞好，包括经济安全的竞争力。
关于搞高科技成果转化，到底现在我们国家产业中有多少技术的源泉真正在我们手里。计算机芯片的利润是25—35％，美国在做。芯片做成主件利润是15—25％，曰本、新加坡和宝岛在做。用这个东西组装成整机利润是8—10％，我们现在各个大公司都在做。
今年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深思，一个休斯公司要卖给华夏卫星美国政斧不同意，但几个大计算公司要进入华夏市场，政斧非常支持，看起来是矛盾，但并不矛盾，因为他叫你在技术上面和他永远保持一定的差距，这样市场控制源泉部分就在他手里。
一个国家如果有几个企业很有竞争力，决定这个国家很有竞争能力。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几个企业很有竞争力，大概不会有太大的竞争力。西方国家都是主动出击型的企业，我们的企业是被动适应型的企业。所以我觉得，刚才韩先生讲得确实是这样，应该主动出击。
我觉得经济地图、科技地图是和行政区化地图不一样，当你市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主权的内容就可能会有影响和有变化。欧洲共同体就是这样，连货币都统一了。我们去欧洲的国家，拿护照这国到那国都很方便，验都不验，坐车就跑。所以我第三次去德国，法兰克福研究院说，我们德国研究了，我们现在不太需要华夏的什么技术，我们最需要华夏的市场，上帝给你们那么大市场太恩赐了，我们德国就缺乏这个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科尔到华夏来带的人都是谁，人家带的都是企业家。”
胡弼老师认真地点点头：“我觉得我们研讨的问题非常重要，但我看了今天来参加讨论的人数不是很多，大概缺席了十几位同学，是不是话题太高了大家觉得我们谈了也是白谈？其实我认为入贸不能仅从经济角度看问题，不光是量化和测算的问题，还有法律、思想观念和政治架构的问题，所以大家接下来也可以就这些方面展开一下。”
这次一个主动发言的干部萧宸却是认得了，是国家发计委产业研究所所长施清奇，据说他跟大伯的关系挺不错的，大伯挺看好他。施清奇举了举手，也没拿什么提纲，就先自我介绍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现在做两件事，一是给十六届一中全会起草一些文件，准备资料，比如华夏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问题。我觉得政斧职能必须转变，要走向市场，就要多听更广泛的意见。
另外现在国家科委也要求我们作一个综合工作，就是要把华夏工业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重大技术问题、把部门和专题研究的汇总起来，作为国家工业领域做科技规划。很凑巧，上个星期经贸委投资司又给了任务，要把工业发展纲要由我来牵头汇总写出来，也是工业领域的发展规划，经贸管理的十个部门加上黄金、医药、电力、信息。我们也想提一些建议，就是怎么纳入整个国家计划的一部分，布置下去给那些专业局，同时也要组织社科院、政务院发展中心和社会上一些研究力量进行一些综合的研究。在来党校学习之前，我就请了一些专家开始议论这些框架。事实上，华夏加入WTO这个问题，我研究得不深不透，只是粗浅地知道一些对哪些产业有影响，对哪些有利，哪些不利。真正的测算，没有测算过，所以我现在要组织力量赶快测算，但一测算就需要把世界贸易的基本数据、框架都得拿来。买这个东西我买不起，所以，其实我很希望在座的诸位同学有办法的，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思路，到时候我请大家吃饭。”
他说到这里，在场的干部们就都笑了，副部级的干部了，吃饭早不算什么事，但跟发计委的产业研究所所长搞好关系，大家恐怕都不会有意见。
施清奇就继续笑着说：“我感觉目前华夏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。我们的技术水平、适应国际全球一体化、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水平都不够，保护好国内市场和开辟国外市场也很不够。现在人家五百强里三百多家都进来了，我们怎么采取应对措施也不太清楚。
的确，我现在也把题列上了，现在国际竞争国内化了，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应对？要了解大公司，摩托罗拉我也去过，要真正了解人家内部的事，他不告诉你，就是作一些分析。希望大家也能够给出点主意。在这种新的形势下，怎么做好下一个五年计划，我感觉压力很大，而且我们所的一些人说，老施，你不要接这样的课题，这样的课题太难做，而且涉及到国家前途命运，你要是弄不好，将来责任太重大，一不小心就是民族罪人了。但是我自己觉得没有怕过什么东西，只要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，认真收集一些原始资料，我想是可以做好的。
逼到这儿，让谁能说出华夏工业发展纲要是什么样？所以我说，大家群策群力，一定要听取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意见。我总讲企业是主体，说得连计委(发计委，内部的老人还是习惯称自己计委)的人都说哪象国家计委的研究所所长。前几年我们到美国去，也探索过我们能不能到美国办企业，有一些企业也去了，但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失败了，当然也有[***]的原因。到底怎么办，这个事情我们正在研究，我的主要观点是，企业要在风雨中摔打，不过我们党政高层干部内部要清楚一件事，就是它们挨打可以，但不能被打死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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